朗朗学琴之路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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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罢，考试毕竟不能等同于比赛，考官们是带着挑剔而来，观众则是为了欣赏而来。
　　郎朗的才华与他的同学相比，确有过人之处。放在这个圈子里边，郎国任不会耽心有任何闪失。但他还是耐心地听完别人的演奏。他想看看郎朗到底比他身边的同学高出多少。
　　在郎国任看来郎朗确实比他们高出一块。其他参加考试的同学固然也都拿出各自的看家本领，选自己最拿手的曲子演奏，也弹得很有光彩。特别是有个“小孩相”的学生弹奏中国曲子《绣金匾》很有感染力，这从评委们的表情上就可以看出来。郎国任对这个孩子的印象还不错，但是，把他放在与郎朗相比的位置上，就不会发出太多光泽。所以，郎家父子胸有成竹地认为在这次毕业考试中，成功地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然而，他们父子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考试结果与他们的感觉大相径庭：郎朗的成绩仅排在第三名。排在第二名他郎国任都不干，何况第三。
　　排在第一名的就是那个“小孩相”的同学。他的《绣金匾》即使弹得再好，能好到哪去？郎国任对这孩子研究得挺透，他认为这种靠“小孩相”的魅力去打动人只能是一时的事，稍一长大，就会失去一切。从《绣金匾》这个曲子的技术难度看，根本无法与郎朗弹的李斯特曲子相比。如果弹给外行听，那么这个曲子通俗易懂，听起来阅耳亲切，倒容易得到欢迎，然而，作为毕业考试的严肃课堂，一首《绣金匾》即使弹得再好，在打分上也不应超过郎朗演奏的李斯特吧？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事情了。
　　获得第二名的孩子与郎朗同班，他的一双小手平时就很难创造奇迹，这次考试也肯定比不过郎朗，而得到的成绩却居然比郎朗高出一分。这一分更让郎朗不服气。一贯争强好胜的郎家父子怎么咽得下这口气？
　　郎朗对父亲嚷着不公平，要到学校去找。郎国任比儿子还生气，他铁着脸，一声不吭。他意识到这不是一般性的考试问题，而是有些看不上他们的人借此机会给他们一点眼色瞧瞧，是有意让他们出丑。自从郎朗声名雀起，就伴随着另外一种声音：认为郎朗弹琴匠气太足，是“小大师”，故意拿样，也有人说郎朗自从在国外获了奖就有了傲气等等。莫不是要借这次考试机会压压郎朗？郎朗的老师赵屏国明明在场，可郎国任想不通他为什么不替郎朗争呢？郎朗在国外获奖里，他那么高兴那么激动，郎朗为他争光了，可是，郎朗在家门口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他倒装好人，像没事一样，这也太不够意思！细一想，赵老师为什么不争呢？人家老师都为自己的学生力争，学生就是老师的脸面，大有一荣俱荣，一辱俱辱的效果，可赵老师坐在那里为何不为郎朗争呢？他郎国任想不通。
　　在儿子面前，郎国任心里再不满，也不愿多说。他强压着忿懑，尽量不表示什么，他怕激起郎朗更大的火气。郎国任手中仿佛有着一条看不见的小绳拴着儿子，控制着儿子，如果他把手中这条“小绳”松开，那么，郎朗就不会像现在这么规矩。在这一点上，郎国任确实教子有方。他可以做到不怒自威。
　　郎国任在郎朗面前是虽然能够努力控制情绪，私下里却越核计这事就越无法下咽，他由刚迈进这所院校所受到的种种冷遇种种委屈，联想到一次次有人在他的背后搞动作，他觉得这不是一件小事，这就是要让他们出丑，是要刹刹他们威风。不出名不行，人家拿你不当回事，出了名也不行，人家还是鼓捣你，让你不得好。他郎国任左想右想也不得劲，刚刚在音乐学院挺起了腰板，就有人跟你过不去。他对此无法忍受他必须找个地方发泄。但是，他又不能不为之犹豫：这事只要一闹腾，势必就要惹怒赵老师。那以后的关系怎么处呢？思来想去，他还是不肯压下这口气。
　　郎国任真正向权威挑战的日子开始了。这是他大英雄性格的真正一次亮相。他那天把音乐学院附小的楼道视作自己的舞台。数年来的委屈，憋闷，都在那一瞬间暴发开来。那里有着来来往往的人，有学校的老师也有学生家长出出进进，人越多越好，他郎国任高声大嗓地叫着：
你们就这么考试打分呀？你们懂不懂？你们的眼睛长哪儿去了？偏向也没有这么个偏法啊？太不像话！这简直就是欺负人！凭什么给郎朗分打得那么低？有种的站出来我们找个明白人评评理。
　　音乐学院从创建到如今，哪位家长敢这么叫号？敢这么藐视学科老师？家长与老师的关系不说是主仆关系，起码也可以喻作上下级关系。下级得罪了上级那还有好果子吃？下级得变着法儿恭维人家。何况郎国任这么一叫喊不仅得罪一位老师，他等于向整个附小学科发难。仅凭这种勇气就令在场的其他家长唏嘘不已。你的孩子还想不想在这里呆下去了？
　　郎国任绝不是那种头脑简单易于冲动的一勇之夫。他这么做自有这么做的道理和勇气。音乐学院确有不正之风，确有一碗水不端平的现象。他郎国任最受不了这个。如果要是一星半点的失误，他郎国任也许不会这么大动干戈，他认为这分明是与他过不去。以往那些过不去，他能忍则忍，但现在，他绝不想忍！因为有些事情越忍越不利。
　　中国人有着爱看热闹的习惯。有些家长上前探问出了什么事。既然有人搭茬，郎国任就把期末考试如何压制郎朗，一五一十地诉说开来。
　　在郎国任盛怒面前，学校的有关人员怯怯地躲着走。也有的平时跟他关系不错的人上前劝他，总之，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影响也就越来越大。郎国任才不怕大呢！
　　但是，他再喊再闹，也不会改变考试结果。相反，对他们有意见的人更是以此为话柄，认为他们父子多么狂妄，多么不守规矩。这一闹，使得赵屏国老师很不愉快，这不是伤了他的面子吗？在他看来，郎朗受点挫折，也许不是坏事。一个孩子即使获得了殊荣，也不易把他捧得过高，这会使孩子骄傲起来。从孩子成长的角度来看，受点委屈，也许更为有利。他毕竟是搞教育的。在赵老师这个角度看问题，不能说没有他的道理。但是，事实上呢？周围环境还没有把孩子捧得多么高就开始怕捧高了。
　　即使不可能骄傲的孩子，人们受传统的教育心理影响，或者别的什么复杂心理影响也是希望孩子经受点折腾，就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考验。其实，说穿了，也不过就是一股惯性的力量：门户之见，门第意识，这在中央音乐学院简直是约定俗成的局面。别说一个家长郎国任，即便是位置再高的人又能奈何几多？因而，看明白了的家长如果有钱有势，就会恰到好处地利用权势为自己的孩子谋到益处，而那些无权无势的家长们就只能甘心当顺民家长了。
　　郎国任骨子里充满叛逆，他可不是那种知足常乐、见好就收可以当顺民的家长。他不仅在人际关系上敢于对挑战权威，他在钢琴艺术上，也仍然敢于对权威提出怀疑并且敢于冒犯。这在具备中国特色的音乐学院环境里就等于犯了大忌！他不仅犯了大忌，甚至还硬顶着这种大忌不思悔过。他的主观意识越来越强，强一份，就是对老师的冒犯，何况他一直灼灼逼人。因此，郎国任这位特殊的家长在这里就成了一个既让人敬，又让人怵，更让人恨的角色。这种角色的人生注定是不会平静的，无论干什么总要掀动波澜。
　　任何老师也不能没有个性，有个性就免不了冲突，某教授和郎国任之间的关系只能逐步升级，到头来已经不是家长与老师之间的矛盾了，而是个性与尊严之间的较量。知识分子爱面子，不知识分子也爱面子，中国人哪有不爱面子的？事情再小，牵涉到面子，便如同分子与分母的关系——分母是面子。
　　郎国任与某教授之间的矛盾，这次算是一个导火索。导火索的燃烧，逼近了暴炸。彼此的客气礼节应酬等在这种行将爆炸的压力面前显得多么脆弱。
　　在爆炸还没有到来之前，我仍然得按部就班地叙述郎朗父子。
　　他们父子俩受到这次考试的刺激，更加憋足了劲，更加刻苦地投入练琴。郎朗在过去受挫时就愿高喊着名次排在他前边的对手的名字，以此来激励自己，现在，他带着气练琴，更是把那考第一和第二的名字叫得响亮。伴着坚定有力的和弦，他觉得特别痛快特别过瘾！
郎家父子秣马砺兵，希望寻找一个新的机会，更强有力地向世界证明自己的实力。他们要向门第之见、门户之见宣战，要向世俗宣战，郎国任天生就有这么一种不听邪的好斗性格。从这个意义上说，他还真有唐吉诃德的那股子战风车的悲壮感。不过，他可是比唐吉诃德精明得多，也实际得多。他坚信，最有说服力的还是实力，还是比赛——国际比赛，只有国际比赛的评委那才公平，你就是再有本事，你能跟国际评委拉上关系吗？
　　他们渴望着更高规模的国际比赛，就像被圈起来的骏马等待着辽阔平坦的大草原。
　　机会又一次来了。
　　1995年为郎朗提供了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第二届柴柯夫斯基年轻音乐家国际钢琴比赛将在日本仙台拉开帷幕。这次比赛的规格要比埃特林根的国际比赛更高，更有影响力和说服力。对于青少年选手来说，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高水平最具影响力的比赛。
　　众所周知，柴柯夫斯基钢琴大赛是国际上影响深远的重大赛事，国际上许多重要钢琴家都是通过这个赛事而一举成名，比如美国的克莱本，比如中国的钢琴家刘诗昆、殷承宗等。也许是受成年人赛事的影响，1992年在莫斯科举办了首届柴柯夫斯基年轻音乐家国际钢琴比赛，一下子就轰动了世界。三年后，轮到了第二届比赛，将在日本仙台举行。郎朗得知这个消息，乐蹦高了。他们父子按着赛事要求将郎朗的录相带及有关资料寄给了大赛筹委会。
　　中央音乐学院报名寄材料的一共七人。他们都盼着自己能够取得参赛资格。郎朗也是如此，甚至比别人更急切。埃特林根大赛取得显赫成绩，如果这次连资格都得不到，那多掉架。这次比赛，是对郎朗的进一步承认。因为上次埃特林根比赛有人说怪话，认为还有更好的选手没有到场。言外之意这一回如果郎朗能够一举拿下嘛，这还差不离——
　　然而，过了一段时间，郎朗周围同学已有好几位接到了回复。最先接到信的是个女孩。她乐得有些忘形，四下里张扬，结果，那不是一封承载好消息的信，而是一封仅仅告诉她寄去的材料收到了的信。过几天，那女孩子又收到一封外国字的信，她以为这回一定是参赛通知了，却不想她得到的是没有入选的通知，令她沮丧至极。
　　其他人陆续得到参赛通知。凡是接到回复的都是一幅兴高采烈的样子，而偏偏郎朗没有接到。郎朗起初还能稳住劲儿，他成竹在胸。可是，三天过去了，仍然没有见到回信。已经过5天了，凡是得到通知的选手名字都被写在黑板上，那黑板很醒目的。得到通知的选手名单，就得报文化部。可郎朗迟迟没得到。怎么办？爷俩都很焦急，赵屏国老师也是急得没法。这时候，他很怕别人问他郎朗怎么样？拿到通知没？更让他不舒服的是有些人抄着一种酸叽溜的口气劝慰他：别着急，郎朗还能选不上？
　　郎朗那几天也特别难受，别人见到他时只要一问这事儿，他就心烦，他看年很清楚这些探问的人表面上伟大做出亲心的同情状，心里边才乐着哩！他们巴不得能看到郎朗出丑。
　　怎么办呢？往组委会打个电话问问？又觉不妥。就在这焦躁万分的时刻，有人告诉郎朗，二楼有一封外国来信，全是外国字，可能是郎朗的。郎朗平时在一楼上课，不到二楼去，所以，来信了，他也不知道。当有人告诉他时，他蹦着高冲上二楼，却发现老师不在，二楼的门锁着。郎朗一直等到下午，才算拿到那封望断秋水的信。他立刻跑去交给了赵屏国老师。赵屏国老师喜笑颜开，当即高举着这封信，像接力赛一样，跑着去追撵校长，边跑边喊：“郎朗，郎朗的通知来了！”
　　赵屏国老师跑得呼呼急喘，令人感动。校长接过通知看看，也替郎朗高兴。她希望郎朗能够再创辉煌，为学校争光！
　　不过，也有人认为郎朗这回够呛。甚至有人当面对郎国任说，郎朗这回要做不得奖准备。郎国任就不爱听这话，他当即没好气地说：凭什么呀？不想拿奖还去干什么？我从来不做不拿奖的准备。
　　获得参赛资格的郎朗这回可不用自己花钱前往了，文化部把他列为公派选手。郎朗出国比赛自然需要去一位监护人，老师想去，家长也想去，谁更应该去呢？他们对郎朗都很重要，都不可或缺。从监护人的角度说，父亲应该是第一监护人。但是，最终，他还是让给了老师。他只能自费前往日本。
老师当然支持郎朗参加比赛，但他与家长的想法总是难以默契。从制定比赛曲目上就有分歧。家长主张弹肖邦的F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而老师就认为不妥。老师有老师的经验，家长有家长的道理。老师求稳，甚至有些保守，他担心这首为爱情写的曲子，情感复杂，特别是第二乐章与乐队合时，很难出效果，万一有个闪失呢？把握性究竟有多大？
　　家长也不是没有考虑过这些，但他认为在这种大赛上必须要有点冒险精神，才能出奇制胜。他的魄力让他冲出一切保守有束缚。另外，他对自己的儿子还是了解得比较深透，他认为郎朗更适应弹肖邦的协奏曲。郎国任与郎朗核计，郎朗自己也愿弹肖邦。老师觉得郎朗还小，才13岁弹这首描写爱情的曲子合适吗？他没有把握。何况这是去比赛，没有绝对把握的曲子是不该往外拿的。老师完全是替郎朗考虑，是为郎朗好，这一点郎国任什么时候都认可的。他们之间的矛盾在于他们的差异，性格的差异，思维的差异。主要还是思维的差异。
　　郎国任敢想敢干，敢于让儿子拔高、跃进，敢于打破常规，敢于向权威挑战，敢于去创造奇迹。这一点，他颇有点像马俊仁。没有多少书本文化，也没念多少大书，没有什么像模像样的理论，却敢造！敢于打破条条框框，打破常规。他对郎朗的要求是不能跟别人一样的，别人两天拿下一个曲子，郎朗就得一天拿下；别人16岁可以弹的曲子，郎朗13岁就得拿下，别人一下子迈一个台阶，郎朗一下子得迈两个或者三个台阶，郎朗就得破格，要不，怎么能够显出郎朗呢？超常规思维才能培养出天才。因此，他常常觉得老师过于保守，在留一些曲目时，对郎朗的潜力估计得不够。他只把郎朗当作人才去培养，而没有当作天才培养。所以，当老师让郎朗按部就班，按着程度进展时，郎国任总爱挑剔，总让老师给郎朗多吃点，再拔拔高。这一点很让赵老师不舒服。何况郎国任在处理我际关系时向来不那么讲究方式方法，过于急切地表达个人想法，很容易让人难堪。
　　老师不是不掌握郎朗的能力，他只是觉得郎朗在打基础时，还是应该慢慢来，急不得。家长心急，希望孩子一步到位可以理解，但是，郎国任这种家长决不是一般家长。他对音乐的理解对儿子的理解都有独到之处。从一般意义上讲，孩子这么小，连爱情是怎么回事都搞不清楚，却让孩子弹肖邦第二钢琴协奏曲，这能弹好吗？
　　其实，不仅郎朗的老师不赞成这次比赛让郎朗弹肖邦这首大曲子，就是别的老师也不会赞同。他们都认为这么小的孩子，怎么能够理解和准确表现肖邦那复杂的爱情呢？
　　不错，郎国任也承认这是一个大胆的选择，带有一定的冒险性。F小调的肖邦第二钢琴协奏曲实际上是一首爱情诗。它是肖邦疯狂地陷入情网而不能自拔的时候，对自己情感和灵魂的惟一救度方式。这首感天动地的爱情篇章让一个13岁未有任何爱情体验的孩子去演奏，确实有点耸人听闻。
　　但是，郎国任毕竟是郎国任，他一经决定的事情是不会受到别人干扰的。为了更把握起见，他请周广仁教授给郎朗上一课。周广仁教授连续数年担任国际评委，是中央音乐学院的钢琴权威。她得知郎朗要弹肖邦这首协奏曲时，也连连摇头，觉得不合适。演奏肖邦的音乐重要得是对于他的音乐内在东西的理解，可让郎朗这样一位涉世不深，没有任何爱情体验的孩子去理解这样精典的爱情曲子，岂不太难为孩子了吗？
　　郎国任平素就很尊重周广仁先生，尤其得知这次在日本仙台举行的国际赛事上周广仁先生又将出任评委(她是中国惟一的一位评委)，所以，周先生的意见郎国任格外看重。他必须得认认真真地倾听周先生的意见，认认真真地请她听听郎朗弹奏的这首协奏曲。郎国任想，如果周教授听完后认为弹得不行，那就没办法了，只能再换另外一首协奏曲。
　　周教授那天听得非常认真，表情深沉而端庄，精明的郎国任不时地投去一眼，观察周教授的表情，但他什么也看不出来。等郎朗在键盘上完成了最后一个挥洒的手势，周广仁终于面露喜悦。她毫不掩饰心中的兴奋，她觉得郎朗对音乐的理解很准确，这种理解非常了不起。她终于首肯了。
　　后来，许多人听到郎朗弹奏这首如泣如诉缱绻反侧的爱情诗时，无不被郎朗投入的情感所打动。他们惊讶于这么小的一个男孩子，而且从来不懂爱情之类的东西，何以弹得这么感人。这简直成了一个谜。我也觉得难以理喻。就此，我曾问过郎国任先生。他一句话揭穿了谜底。他说，他告诉郎朗要用整个心去想对祖国的爱和对母亲的爱。
　　天呀！把肖邦死去活来的爱情借代为对于祖国和母亲的爱，郎国任，可真有你的！
　　然而，我不能不为之耽心，这种借代到了真正比赛的场合，在那么多那么有资历有水平的国际评委们听来，能被首肯吗？再说，此番大赛的参赛选手水平之高竟争之激烈是可想而知的。在第一届柴柯夫斯基年轻音乐家国际钢琴比赛中，选手们就竟争异常激烈，以至于赛到最后，第一名获奖者竟然轮空，这说明了对于大赛荣誉的捍卫。
　　郎朗父子，命运之神还能朝你们微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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