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朗学琴之路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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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琴作为贵族的乐器，显然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考进宝塔尖上的这些孩子们其家庭经济状况并不都是那么好的，贫富差异很是悬殊。有大款的孩子，出入乘坐豪华轿车，可以大把地甩钱，可以花高价打通各路关系，更可以高价聘请最好的老师。同样的学习环境，同样的竟争，有钱人总是可以通过金钱的魔力为自己的孩子开创一个特殊的局面。而没有钱的孩子，就没有金钱方面的优势，就只能凭借自己的发奋去争取自己的地位。这种争取有多么艰苦！还要蒙受许多委曲。公平竞争只能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中央音乐学院只有一台9尺斯坦威三角琴，放在高高的14楼上，格外珍惜。平时是不允许学生随便去弹的。只有到了临近比赛时，才能有弹这种好琴的机会，而参加比赛的学生都想弹好琴，怎么办呢？采取发票制。中国有许多发票的经验，特别是困难年代发放粮票、肉票、油票布票什么的。而发放琴票，这也够一说了。有什么办法？还是经济条件制约，学校买不起这种好钢琴，人多琴少，不发票又有什么办法？发票也有说道，你的票是什么时间，早晨是最好的，精力充沛，气温也适宜，而到了中午或下午时，大夏天的，那琴房热的受不了。所以，要票，最好是要时间好的票。而这也得看关系，在音乐学院没有关系怎么能占到便宜呢？
　　郎朗的琴票在时间排列上是最不利的，正好赶上大晌午头。北京到了夏天是最闷热的，没有风，城市的树木都荡手，烈日下的枝条披垂着，一点打不起精神。郎朗母亲周秀兰当时在北京休假，她陪着儿子在学校练琴。当他们娘俩上到14楼推开琴房门时，一股灼热扑面而来。说不清室内和室外哪里更热。当时北京的气温高达零上40度。在这种天气里别说弹琴，就是呆着都令人心烦意乱。郎朗见到这种好琴有股子不要命的劲头儿，他光着上身，只穿一条游泳裤头，浑身的汗眼见着从后脊梁滚滚流成串。周秀兰的汗并不比儿子流淌得少，因为她从进屋就不停地忙活。为了把室内温度降下来，她把窗户关上了，然后，就往水泥地上洒水。水泥地是热的，洒上水一小会就干了。没有可供盛水的脸盆，她就用平时给儿子带水的塑料瓶子，一瓶一瓶地打水，一瓶子一瓶子地倒到地上，瓶子里的水伴着她额头上的汗水一同浇湿着地面。数年之后，周秀兰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还是一幅狰狞的表情，她的口气是这样的：唉呀妈呀！那个罪遭的……

作者：  LangLang☆  2006-1-29 01:54 　 回复此发言   
36回复：爸爸的心就这么高-钢琴天才郎朗和他的父亲
　　郎朗在这种环境里弹琴都快把汗水流尽了。他懂得珍惜好不容易得来的练琴机会。他舍不得耽误一分一秒，他感到头晕目眩，他几乎要中暑了。他从粘湿的琴凳上下来，竟不管不顾地躺倒在水泥地上。湿润的水泥地面透出丝丝缕缕的潮气，那潮气贪婪地在郎朗的嗅觉器官绯徊，郎朗觉得头脑清醒了，马上爬将起来，再挥汗如雨地弹下去。他知道还有下一个学生在等着上琴，到点了，人家就会进来，这么好的琴他不能不抓紧练。如果说这是在练琴，莫不如说是在练意志和品格。这种场面够“酷”了吧？
　　1994年，中国首届国际钢琴邀请赛要在北京举行。这是一次大规模高水平的赛事，著名钢琴教育家周广仁先生亲自出马，邀请来了十多个具有国际声望的评委。全国各地音乐院校都将派选手参赛，还有一些国外的留学生也要回国参加比赛。高手云集，竟争肯定会异常激烈。而这种大比赛，对于郎朗这种孩子而言，无疑是一次绝好的机会。中央音乐学院有才华的学生也都想参赛，但是，少年选手只能限定4名。这4名选手只能通过选拔赛决出名单。选拔赛第一轮是在外边举行，到了第二轮才回到中央音乐学院的大礼堂。评委们大都是中央音乐学院的专家。周广仁、李其芳也都是评委。参加选拔赛的选手一共十人。有缪宁伯、王洵、张菲菲等，他们三人曾是全国比赛的前三名。他们参赛时弹得都是李斯特的狂想曲和肖邦的练习曲，古典曲子弹得是海顿。应该说，这几个选手发挥得都不错，都赢得了评委们的好评。郎朗是十人当中最后一个出场的。他与前几位选手相比，年纪要小三、四岁，个头也比人家矮一截。
　　郎国任对儿子参加的任何一次赛事都记忆犹新。每次参赛的曲目，都是老师认真挑选的，也是他们爷俩精心策划和刻苦演练的。郎国任是儿子的真正指挥，他在每一次赛事上，都经过周密地思考，然后，充满信心地指挥着郎朗打冲锋。儿子上台前，他总要照郎朗的后背拍一下，坚定地说：上！第一肯定是你的了！
　　郎朗被父亲一拍，精神百倍地出台了。他迈着与他的年纪不大相称的庄重的步态，走到钢琴前，朝台下行了个礼。他选的曲目是肖邦练习曲和肖邦的回旋曲。古典曲目他选的也是海顿。对于一个不足10岁的孩子而言，弹肖邦那首回旋曲难度确实不小。这是个大曲子，弹这首曲子超越了他的年龄。在技术上有难度不说，音乐上要求非常细腻，其中有一段还特别辉煌。变化之大，是他这种年龄段的孩子所难以把握的。老师都担心郎朗弹这种曲子是否有把握，但是，郎国任就是要让儿子突破，就是要让儿子创造奇迹。
　　郎朗确有创造奇迹的可能。他的进度一直是够快的了。前边几位全国获奖的选手是在中学二年级弹的李斯特狂想曲，而郎朗在小学六年级就已经拿下了这首曲子。他的进度并不比附中学生慢。他的先天条件好，手指长，机能好，弹性好，他能跨12度。手指软起来像面条，硬起来像钢棍。他的基本功扎实，在技术与音乐处理上尽管还有稚嫩之处，但他身上唤发出的那股感染力着实达到令人惊讶的程度。
　　郎朗最后一个出场，这使郎国任在听完前九名选手演奏之后，对于郎朗的演奏更加充满信心。果然，郎朗发挥得比他预想得还好。当郎朗结束最后一个音时，他把手用力地往斜上方一甩，非常帅气地干净利索地嗄然而止。安静了片刻，场内响起骚动。这种骚动热浪一样朝郎国任涌来。他觉得儿子即便拿不到第一名，但是，前四名是板上针钉了。只要进入前四名，那就是被选拔上了，就可以参加国际钢琴邀请赛了。对于郎朗来说，这确实是个机会，郎朗这种孩子太需要通过参加大赛来尽快提高自己。
　　郎朗确实发挥得极其出色，令评委们刮目相看，特别是让李其芳激动不已。当郎朗从琴凳上起身朝台下工工整整行个礼，然后，一板一眼地往台侧走去时，李其芳盯着这孩子，她很惊讶她怎么平时没注意过这么好的学生呢？她马上朝身边的人发问：这孩子是谁的学生？李其芳是个智商极高的上海人，曾多次在国际大赛上获过大奖，是那一代钢琴家中的姣姣者。可以说，她与周广仁先生以不同的特点，成为中国钢琴界的代表人物。
人家告诉她这是赵屏国的学生时，她真诚地向赵屏国祝贺，她对赵老师说：这孩子是个天才！
　　赵老师憨厚地笑了。每当有人夸他的学生时，他总是那么一幅憨厚的笑态。
　　正是那次郎朗的出色演奏，给李其芳留下了深刻印象。从此，她开始注意这个不可多得的钢琴天才。不仅演出时她注意，就是平时练琴，她也很关注。郎朗不仅引起李其芳的关注，音乐学院很多人都在关注着他。杨峻评价郎朗说：这小子潜力无穷。郎朗在那次选拔赛上大出风头，他与比他大几岁的中学选手同台竞争不仅毫不逊色，甚至比他们更抢眼。但是，只能选拔出四名选手参加国际邀请赛，十名选手相差无几，到底选谁呢？评委们按着自己的印象在打分时，有的给郎朗打了最高分，但也有的分打得不高。高分与低分之间相差悬殊，但有一点是共识，那就是郎朗显示了巨大的潜力，都认为这孩子发展下去会不得了。最后，评委们在研究确定入选名单时，觉得郎朗毕竟还小，稍显嫩一点，以后还有得是机会参加比赛。这一次，就只能割爱了。
　　郎朗在十名选手中正好排在第五名，取前四名参赛，痛失一次机会。有的评委深为郎朗感到惋惜。
　　落选对郎朗打击不小，但是，他已经不是当年在太原时哭闹着冲击评委以泄内心之忿的郎朗了。如果算上坎坷的话，这是郎朗钢琴生涯中第二次挫折。这次挫折带来的遗憾不仅仅是一次国际钢琴选拔赛失去了参赛资格问题，而是他由此失去了一次到德国埃特林根参加第四届国际青少年钢琴比赛的机会。因为参加这种国际性的比赛，选手要由文化部确定，而郎朗如果在这次国际钢琴邀请赛和选拔赛上夺魁，那么他一准能够代表国家由文化部派到德国埃特林根去参加国际钢琴比赛。他在选拔赛上的成绩仅排在第5名，那显然不能进入文化部的视野。
　　埃特林根举行的第四届国际青少年钢琴比赛的那张通知书是直接寄到赵屏国老师手里的。赵老师与凌远老师每届赛事都能接到这样的通知，他们会根据自己学生的情况，在指定的时间内报名参赛。能公派的更好，不能公派，还可以自费。自费出国参赛，自然需要具备一定的经济条件。赵屏国掂量着那份赛事通知，他觉得在他的学生中，最有希望的还是郎朗。他为郎朗在国际钢琴选拔赛上落选而深感遗憾。他太了解他的学生了。他那种极强的上进心，正适合在更多的大赛中磨练。但是，他知道郎朗的经济状况，父亲没有了职业，没有了收入，仅靠母亲一个人挣钱，能够在北京维持下来就已相当不容易了，他们怎么可能拿出一笔资金自费去德国参赛呢？然而，他没有想到，当他把这份赛事通知拿给郎国任看时，郎国任几乎连想都没想，就当场表示要自费参加比赛。
　　郎国任是那种只许儿子成功不许儿子失败的主儿。选拔赛得了个第五名，他牙根就没想到。他以为进入前四名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却偏偏来了个第五，与他过不去。他不服气。他绝不承认在中央音乐学院附小和附中学生当中还有四个人比郎朗强的。即使有一个比郎朗好的，他都睡不好觉，何况还有四个。他生气的时候一句话不说，一整天都不说。爱说爱闹的郎朗最怕爸爸不说话。爸爸不说话，这家里的空气可把他憋坏了，他只能尽量表现得乖一些，努力弹琴，努力弹好，他想以此改善家里的空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