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朗学琴之路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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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浸在获得沈阳首届比赛第一名喜悦中的郎朗父子当时正是春风得意之时。这是他们首战告捷，除了高兴之外，还增添了许多信心。不是有句话叫作“春风得意马蹄疾”吗？当许多家长用自行车载着各自的孩子沮丧着离开青年宫时，我见到了郎国任跨着亮闪闪的摩托车，对坐在身后的儿子照看了一眼，一踩油门，嗖地一家伙就飞出去好远。摩托车是白颜色的，可以用一匹毛色光亮高贵骄健的纯种洋马比喻。是从日本进口的，在当时沈阳公安系统第一批进口的这种摩托车仅有三台，这三台车一进院就立即引来了那么多人围观。有的啧啧赞叹，有的止不住上前抚摸，有的干脆跨上去试巴试巴。众多羡慕的年轻人中，有谁能够
真正得到呢？郎国任看到这几台摩托时也和别的警察一样眼热，只不过他表现得平稳一些。私下里他也在核计着，这三台中会不会有一台属于他呢？在他看来，这不仅是辆摩托车，而是一种荣誉，一种资格的象征。他如愿以尝地得到了。骑上这辆车在沈阳的大街小巷穿行有种特别爽的感觉，骑快的时候，就跟飞翔似的。他用眼睛的余光就可以看到许多人用羡慕的目光瞄着他。当他用这辆崭新的摩托载着儿子去老师家上课时，他更是有种自豪感。别的家长骑自行车载孩子上课，骑自行车多慢，跟摩托怎么比？当他的摩托往哪个地方一停，引起围观者的赞赏时，他的心里更是获得一种满足。尽管这是微不足道的满足，但对他而言也是多少可以欣慰的事情。
　　的确够让人羡慕的了：如此风光的日本摩托车，如此风光的儿子，还挂着威风八面的公安牌照，一路飞驰，简直就是不可阻挡，所向披摩了。摩托车响亮地喷吐着郁闷，超越着前边的无数车辆，左扭右旋，犹如在水中开路畅行。那副顺遂与得意令甩在身后的那些骑自行车的家长和孩子望尘莫及。那时候就有人说，谁能比过郎朗呀，你看人家那爸！在沈阳这座城市里，郎国任确实是优越的。但是，他也只能在沈阳优越，一旦离开沈阳，离开他的特殊位置，他还能神气起来吗？郎国任当时是沈阳治安特警支队一科的科员。他当时各方面处境都不错，在单位有人捧他，捧他的人是因为家中的孩子在学钢琴，凡是学钢琴的家长不能不对郎国任敬佩三分。他还有幸遇到了一位能够理解他支持他的支队长——马世腾。老马也很喜欢郎朗，他在给老郎安排工作时很是照顾他，给他很大的自由度，为了让他能够有充裕的时间培养孩子，甚至时常可以让他公私兼顾。比如哪个地方有音乐会，有演出，就让老郎前去，一来可以带儿子观摩学习，二来顺便帮着维持秩序。几年来，支队长对郎国任的关照令郎国任感激不已。这次他要去北京也将希望寄托在支队长那里，他期待着从那张严肃认真的面孔上看到希望。
这种希望就像初春的气候，总是看不出什么时候转暖。而且，你越是盼着暖和却越是一天比一天冷起来。郎国任在这种寒冷中骑着摩托已经完全没有什么得意感了。他感到的冷是实实在在的难以抵挡。需要办的事情太多，工作调动就够他忙乎了，还得到北京那边跑房子找老师，在这种时候，自己的工作还不能丢下不管。他来到单位，把摩托车刚停稳，就有人迎上来热心地探问他事情进展得怎么样，这使他心里多少感到一些温暖。此人是他的同事，因孩子也弹琴，所以对他格外热情，尤其是这些天他处处遇到麻烦和不顺心时，这位同事表现出比平时更多的热心。郎国任被他感动了，遂之视为知心朋友。他把苦恼与同事说了，同事好言相劝，并表示有需要他帮忙的地方一定在所不辞。队长不在，郎国任本来是要和队长请假的，因为轮到他值班了，而且他知道这是很重要的值班，是全市举行的大型活动。干他们这种特警工作的就是这种性质，平时没事时真就没啥事，而一旦有任务，那就是十分重要的，可耽误不的。郎国任深知他的工作性质，所以，当他得知要有重要任务值勤时，不能不到单位来找队长请假。队长不在，他只能让那位热心的同事替他请假。
　　问题出现得让他莫名惊诧。事后，队长非常严肃地批评他为什么擅自不执行任务？那么重要的任务怎么可以如此随随便便？你孩子弹琴再重要也不该耽误这次值勤，况且，你有什么事情可以请假嘛，什么时候不照顾你？！劈头一顿胖训让郎国任有口难辩。他懵懂了。那位热心的同事其实并没有替他请假，他明明满口应承下来，那份热情那种哥们够意思的仗义之举怎么可能连个假都没替他请呢？他想不明白！等他真正想明白时，他的心比天气还寒冷。寒冷的时候促使他清醒。他意识到自己想得太美好了，世上是没有那么美好的事情的。正如别人所言，好事都成你的了？你想到北京陪孩子弹琴，还想不放弃工作，天下哪有这等好事？调到北京是不可能的，而借调也没有什么希望了。国家有明文规定人民警察不可以借调到外地工作，警风警纪不允许这样，除非你脱掉警察服装，而脱掉服装那是简单事吗？得申报，得有充足理由，而能否批下来还不好说，即使能批下来，那一来二去也得相当长的时间了，他郎国任等不起，他必须快刀斩乱麻。他觉得已经到了紧关节要的时候，绝不可以再延迟。郎朗的老师朱雅芬教授非常理解他，帮着他在北京那边找老师。这是关键的一环，如果老师找不好，那么一切都将无从谈起。凭着朱教授的威望和影响，北京那边的老师总算找好了，郎国任已经与北京的老师通了电话，经商量，郎朗去北京上课的时间定在下周。满打满算还有一周的时间，他的工作此时还没有着落，何况行前还有许多事情要办，仿佛一生的事情都拥挤到了这几天。这使郎国任本来就沉重的心理更增加了负载。
　　无需和任何人商量，郎国任是位真正的汉子。连日来的东奔西跑，求爷爷告奶奶地办工作调动，使他饱尝了世态炎凉。舍不得孩子打不了狼，逼到份上了，只能一不做二不休。他索性捉笔写下了辞职报告。要求辞职的理由很简单，就是为了儿子弹钢琴。他从来就不喜欢罗索，更不喜欢绕圈子。但是，落到纸面上，他还是想把话说得委婉一点，好听一点，起码别太生硬。他反复琢磨着，推敲着，也就那么几行字，把他折磨得够呛。写好报告，已到深夜。郎朗这几天感冒了，发着高烧，他把儿子叫起来喂了退烧药，刚要躺下，突然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这声音在夜深人静时响得令人心惊肉跳。妻子周秀兰敏感地意识到可能出事了，她紧张地问：谁？
　　敲门的人是周秀兰的弟弟，他一进门，就神色慌张地说我爸不行了。周秀兰脸色一下子变得苍白无比，她冲弟弟喊叫起来，声音却是软弱无力的：你说什么？弟弟喘了喘，才缓过一口气说父亲犯病了，已经让他送进医院。哥哥在外地工作，遇到这种事情只能来找姐姐。甭说了，父亲一定病得不轻，否则，弟弟绝不会这么晚跑来找她的。她急得直劲瞅着郎国任问咋办。郎国任冷静地说，这么晚了，你在家照看郎朗吧，我去。于是，郎国任跟着内弟急匆匆赶到医院。
岳父已是神志昏迷。他患了脑血栓，这已经是第二次得脑血栓了。郎国任和内弟轮流守着老人，连日来的疲倦似乎在这一瞬间都找上来了，尤其到了下半夜正是最为难熬的时候，但是，郎国任挺住了，他几乎一眼没眨。岳父和姑爷的感情并不怎么融洽，因为从一开始他跟人家女儿谈恋爱时，岳父大人就不大同意。自尊心很强的郎国任每每见到岳父大人，总不免感到有些压抑。老人病倒了，守在病床边的姑爷小心翼翼，他生怕稍有不慎，会惹老人不高兴。那几天，是郎国任终生难忘的日子。多少事，而且都是大事在难为他。哪一件事摆不平都不成。眼瞅着跟北京那边的老师定的上课时间在一天天逼近。他心焦，妻子更是心焦。父亲病情在一天天加重，已经是弥留之际，大夫都跟家属把话挑明了，让他们子女随时做好准备，料理后事。在这种时刻，怎么能让丈夫带儿子上北京上课呢？就这么一个姑爷，人家都在瞅着，万一到了那时候大家都到场却偏偏少了郎国任，那岂不让人家笑话？已经是周三了，到下个星期一上课还有几天？肯定不赶趟的。火车票他郎国任已经买好了。再加上儿子的高烧还没退，周秀兰越核计越上火。那几天她动不动就跟郎国任吵。她抱怨郎国任不该把去北京的时间定在下周一，她认为不能走。郎国任也深觉为难，他做梦也不会想到他的岳父偏偏在这时候发病。他说得也有道理，在北京找个好老师不容易，第一次跟人家打交道已经定好的事情，要是不守信，怕一开始就给人家老师一个不好的印象。周秀兰说什么不好印象？你就如实说要在医院照顾病人，推后几天再去上课我就不信那老师会生气？你不打电话我来打，我跟老师说说，看她有没有同情心。
　　电话最终没有打，那是因为郎国任觉得妻子说得在理。他让步了：那好吧，不行就推迟几天。妻子问那票呢？她也知道这趟火车的票非常不好买，郎国任是求人给买的。郎国任表示要把票退掉。退掉就快去退呀？但郎国任嘴上这么说，却没有真正去退。周秀兰后来说这个郎国任多有老猪腰子！